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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光的高原》是山东作家李毅然潜心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作品对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发生在西北边疆地区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形象而独特的解读，把优秀及其他支边者积极参加三线钢铁企业大会战作为故事主要伸展空间，以周华胜、常德、王秀英等系列人物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经历为主要叙事内容，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故事和时代精神。作品题材独特、构思新颖，以生长在西北地区、忠诚且顽强的沙枣树为象征，将三线精神与沂蒙精神有效融合，把现实对历史的延续、家国与个体的命运完美结合起来，鲜活生动地塑造了平凡而伟大的边疆建设者群像，凸显优秀及其他支边者身上的人性之光，给读者带来非同寻常的阅读体验及情感共鸣。

　　大西北是李毅然的第二故乡，她曾经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余年。那些投身在戈壁滩中的平凡而伟大的创业者身影，时常触动她的创作心弦，致使她在满怀感慨与感动之际，不惜耗费大量笔墨与宝贵时间，甚至牺牲自身健康，为边疆建设者们著书立传、写心画魂。这部小说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五年。作者凭借在大西北的多年生活经历，结合搜集到的大量素材，为边疆建设者写下了朴实真挚的精彩篇章。透过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作者希望小说能够唤起众多边疆建设者及其后代的记忆与沉思，也希望让不熟悉三线建设的读者产生相应的了解与认知，铭记那些为国家发展默默奉献的边疆建设者，他们如同一棵棵沙枣树，不仅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更让子孙后代扎根于边疆，延续建设边疆的使命任务。正如《闪光的高原》小说结尾所写：“那些环绕在玉钢周围的沙枣树，此时它们已果实累累，依然手拉手肩并肩，形成一道道庞大的天然屏障，共同抵挡着无尽的风沙，以防护林最美的姿态挺立在高原之上。”

　　通读《闪光的高原》可知，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展的国家三线建设，如声声号角，召唤着无数建设者走进大西北的戈壁滩。周华胜、常德、刘大龙、匡照明、金明顺等大批建设者的到来，唤醒了沉寂多年的戈壁荒漠，拉开了边疆地区三线钢铁企业建设的序幕。从一号高炉破土动工起，大会战建设便充满艰辛与考验，建设者们面临的艰难困苦无以数计，如遭遇沙尘暴、居住地窨子、饮用混有羊粪的水等等，这些困难是生活在和平繁荣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然而，为了能早日给后方兵工厂提供生铁原材料，他们始终未曾退缩，以沙枣树般的顽强毅力坚守、奋斗在这片土地上。当玉钢的第一炉铁水如火龙般涌出时，炙热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戈壁滩，这光芒不仅是建设者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更是希望之光、胜利之光，在高原之上闪耀。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中，我们不难理解大会战指挥常德所言“一切苦与累都是为了早日实现出铁”的深意，也能领悟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三线精神内涵以及深融其中的家国情怀。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将周华胜的籍贯设定为沂蒙山区，使这一人物自然承载了沂蒙精神的某些意蕴，他将父辈身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优良传统，带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戈壁滩里。这种设定或许与作者的山东籍贯相关，抑或与其父辈参加过边疆建设的经历有关，但此类文学实践值得肯定。

　　小说中，除却周华胜、常德等，来自沂蒙山区的王秀英、胡春香等默默付出的女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她们在玉钢的生活饱含酸甜苦辣，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劳作的艰辛，也有阖家团圆的温馨。特别是女主人公王秀英，她勤劳、坚强、朴实、善良，做过扎钢筋、拉铁块等重体力临时工作，每干一行都积极上进。不幸的是，她的长子因毒性脑膜炎离世，痛不欲生的她患上“失心疯”，不分昼夜、风沙无阻地奔向儿子坟头，哭睡于坟头，成了灰头土脸的“沙人”。王秀英的遭遇让读者心潮起伏，不禁潸然泪下。令人欣慰的是，在家人和乡亲们的努力下，王秀英的神智逐渐恢复正常。此后，她始终站在周华胜身后，以独特方式为家庭、为当地建设贡献力量，她身上也同样呈现出三线精神或沂蒙精神的某些内涵。实质上，在当时边疆地区的三线建设队伍中，像王秀英这般的女性不计其数，她们以各种方式顽强生存着，颇像盛开在戈壁滩里的朴素沙枣花，历经风沙洗礼，依然绽放出绚丽的光彩，为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带来希望与生机。

　　在致敬小说中优秀人物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向作者致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历丰富、阅历深厚，但若将值得动笔的素材转化为有效的文学表达，实属不易。在创作《闪光的高原》五年时间里，李毅然尝尽人生百味，承受着病体的折磨与孤独的煎熬。或许对她而言，身心早已与书中人物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同冷暖、齐悲欢。也正因这种“笔随心走、墨与情谐”的投入，书中主要人物才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仿佛被赋予了鲜活生命呈现在读者面前。其间，诸多情节展开自然流畅，一个个故事的诞生倾注了作者的深切关怀与美好愿景。

　　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匠心之作共分三十六章，字里行间透着鲜明的年代印记。作者将岁月留下的诸多痕迹融入文学表达，力求让作品承载往昔岁月中或感人至深或平淡温馨的点滴，更好地呈现边疆建设者建设边疆、扎根边疆、与边疆人民和睦团结的感人故事。不可否认，正是在年代专属特征与独特韵味的交织融合中，这部小说呈现出文学作品应有的创作初心和艺术感染力，其中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人性的温暖与力量。翻开这本书，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激情与奋斗的年代，走进那片广袤无垠的戈壁滩，感受从灵魂深处折射出的人间温暖之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作品写出了男主人公周华胜与战友间的深厚情谊。周华胜性情宽厚善良，却又不失坚韧执着，他同匡照明、金明顺、刘大龙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与支持者，在他的带领下，四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相互帮扶、抱团取暖，展现出团结向上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诸如，当周华胜得知匡照明遭到苗逸严扔黑砖头打伤后背，不顾一切地找到苗逸严，当着众人面狠揍了他一顿；当周华胜遭人陷害关禁闭时，匡照明特意跑到黄河边采摘沙枣花，半夜时分拿着沙枣花悄悄跑到禁闭室门前，从门缝里把香喷喷的花递给周华胜，并鼓励他坚持下去；当匡照明与妻子胡春香因家庭琐事离异后，胡春香赌气扔下本该抚养的孩子一走了知，周华胜看到匡照明独自照顾三个孩子很辛苦，于是把最小的两个孩子领到自己家里，同妻子王秀英一起照顾两个孩子，一直到匡照明、胡春香二人复婚后才把孩子交给他们。等等。

　　二是作品写出了周华胜与妻子王秀英在扎根戈壁滩的过程中，同生活在周边地区的民众团结和睦甚至是心心相连。诸如，周华胜帮助蒙古族同胞巴特尔找回迷路的女儿；将工资借给从陕北来打工的马车老板，为其摔伤腿的妻子治病，自己则每天只吃两个窝头；勇救掉入水源地的“老冤家”之子，并最终感化对方；帮助当地老羊倌孟大爷和他的聋哑孙子，冒着暴风雪为祖孙俩找回雪窝里的小羊，还为断粮的他们送去粮食。此外，周华胜和王秀英多次看望长期居住在沙疙瘩公社的“此地人”朋友贾二蛋一家，两家人结下深厚情谊。可贵的是，这些受助者铭记于心并以各种方式予以回报，如当周华胜一家人在青黄不接之际吃野菜时，远在几十里外的贾二蛋父子赶着毛驴车送来了腌白菜和萝卜，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格外令人感动；当周华胜夫妻失去爱子时，巴特尔和妻子其其格从大山深处骑马来到周华胜家探望，还送来一只整羊。可以说，正是这些源自于底层民众的自觉意识和真诚行为，共同绘就了民族团结的稳固景象，其中不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当然，书中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人与事。如炼铁营营长张德义历经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功赫赫却始终艰苦朴素、谦逊低调，虽然脾气耿直却有一副热心肠，在放羊娃遭遇车祸、性命垂危的紧急时刻，他毫不犹豫地献血救治；来自陕北的马车老板张六六，在工人家的孩童落水时伸出援手，救人后却悄然离去；还有老羊倌孟大爷和他的哑巴孙子，虽是羊倌却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参与玉钢防空洞挖掘工程，深深感染了玉钢的职工及家属，也让读者为之动容，为这本书增添了厚重感。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到：生活的压力与人际的矛盾，都有其根源，关键在于是否找到解决之法。《闪光的高原》作者在描述人性善恶时，始终秉持一种独特信念，坚信一切善恶都可能是善的开端。在作者细腻笔触下，善良之人坚守善念，而那些看似作恶者也并非无可救药，其内心深处或许藏着善良的种子。这方面在小说中苗逸严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他家庭条件优越，却时常无故刁难农村出身的周华胜，其恶作剧与胡搅蛮缠的行为一度让书中氛围紧张，甚至令读者愤慨，如诬告周华胜偷鸡摆百鸡宴、举报周华胜看、嘲讽周华胜夫妻吃沙葱得红眼病等等。然而，周华胜始终未与他过多计较，反而在其独生子掉入水源地的危急时刻，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将孩子救上岸。在周华胜的宽容与大爱面前，苗逸严羞愧不已，最终被感化。这一情节深刻彰显出人性中善的力量，如同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人性中可能被黑暗掩盖的角落。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虽无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却有着涓涓细流般朴实而真挚的情感流露。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大英雄，却各有闪光点与独特魅力，如同我们身边的平凡人般真实可爱。与其说作者描绘的是铁水奔流、铁花飞溅的绚烂景象，以及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搞生产的时代画面，不如说她真正想表达的是更为耀眼、温暖的人性之光。这部作品能够自觉传承传统文学精髓，在刻画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的同时，力求通过人物群像塑造，展现更多美好品格与人性光辉。

　　《闪光的高原》描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发生在戈壁滩中的三线建设故事，情节、人物和环境均高度还原现实，形成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堪称真实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很容易捕捉到字里行间流淌着熟悉与亲切的韵味，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时代潮流，以及普通人寻常生活中的点滴故事。我以为，作者之所以能够巧妙运用时间概念，通过特殊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种种考验，塑造出一批三线钢铁企业建设者的鲜活形象，根源在于她对生活过的那片戈壁滩爱得深沉，对父辈们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故事烂熟于心。可以肯定，很多真实故事如珍贵宝石镶嵌在作者记忆深处，成为她艺术创作的宝贵素材和内在动力，令作品带来非同寻常的震撼效果与艺术魅力。

　　作者在动笔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搜集到了西北地区多家钢铁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工人的相关素材，这让她在创作过程中，能够将笔触自觉地深入到职工家属与当地百姓的现实生活中，从而突出真实可感。比如，随着玉明钢铁厂建成出铁，工人们的妻儿老小纷纷前来，成片的地窖窑群中，“缕缕炊烟从一个个窑顶上冒出来，袅袅飘荡，带着干柴烧焦的味道，也夹杂着时浓时淡的饭香。在这种深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中，不时传来女人的吆喝声、男人的咳嗽声及孩子的哭笑声……”显然，女人和孩子的到来让这片戈壁滩愈显热闹，场景真实可触。又如，玉钢附近的羊倌们在山上放羊，为了防止五户人家的羊只混淆，“各家在山羊的耳朵后面涂上红、黄、蓝、黑、绿等颜色的油漆，按照颜色寻找和清点自家羊”，体现了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质朴的生活智慧。

　　另外，作者对年代的把控极为精准，以期展现时代背景的相关特征，实现真实与合理的统一。全书三十六章，不同年代的特点清晰可见。如通过“眨眼工夫，露天影院人山人海，挤满清一色的大棉袄二棉裤”“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手忙脚乱地搭防震棚，人们四下寻找搭棚的铁管、木头、油毡、塑料布等材料，一门心思扑在防震上”这类描述，可以令人了解六七十年代人们的观影方式、衣着以及防震场景。当大喇叭里响起“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嘀嗒、哒嘀嗒、嗒嘀嗒、哒嗒”时，一直等待在电线杆旁准备听儿童故事的“孩子们瞬间欢呼雀跃”，此类描述轻而易举地便把我们代入到那个年代，让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倍感亲切，在阅读中产生强烈共鸣。这些真实记叙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浓厚的历史韵味与时代气息，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特殊年代与书中人物一同经历喜怒哀乐。此外，地窑窑、冬藏菜、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露天电影、样板戏、个体户诞生，乃至计划生育、大锅饭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年代特征。

　　当建设者的妻儿老小来到戈壁滩，作者写道：“女人们的到来，真像一枝枝明亮可爱的沙枣花，点缀并活跃了寂寞贫瘠的沙漠，安抚了男人们的心。”这令读者瞬间能感受到两性间温暖而有力的情感。当五位援建女技术员抵达玉负建设工地时，“她们便立时被数双放光的眼睛盯上，空气中多了漂亮女人的味道，也凝聚了骚动的雄性荷尔蒙”，瘳瘳数语便勾勒出工地上的单身汉们见到漂亮女技术员的氛围。当王秀英看到单身多年的苗逸严家突然出现女人时，不禁心想：难道他又结婚了？也不知哪个长了地瓜眼的女人会选他这号人。从中可以窥见王秀英内心对苗逸严的愤恨与不满。当沙尘暴过后，“在地窑窑里憋闷了一整天的人们，纷纷钻出窑外呼吸新鲜空气。当他们返回窑窑推开破门的刹那间，猛然间闻到一股强烈的骚臭味，这才想起窑内还放着攒满屎尿的桶。于是，无论男女统统提起尿桶涌向公共茅房。公共茅房很快挤满人，来不及等待的人们，索性提着尿桶走向不远处的沙丘，‘哗啦’一声将屎尿全部倒进沙丘，沙丘里很快出现一条条颜色相近的‘断裂带’”。这段话生动呈现了住在地窑窑（地窨子）里的人们熬过沙尘暴后的放松心情，读者可以想象到他们提着尿桶涌向公共茅房以及将尿桶倒向沙滩的鲜活场景。可见，作者对语言的运用质朴灵动，富有风趣幽默与艺术气息，加之对主要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让读者能清晰洞察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感受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个体。

　　综上，李毅然以扎实的生活积累与精湛的艺术手法，为读者绘就一幅三线建设时期边疆建设的动人画卷。作品并未采用宏大叙事的笔法，而是将笔下人物置于地域特色鲜明的戈壁滩中展开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喜怒哀乐皆与自身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工作生活中遭遇的种种考验紧密相连。那些闪耀的人性光辉、坚韧的生命力量与人们对生活的热忱，值得铭记与传承。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唤醒了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更以深沉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让读者体悟到平凡个体中蕴藏的非凡力量，堪称一部兼具历史价值与文学魅力的佳作。当然，文本中还有诸多值得挖掘与研究的内容，等待着读者去探索和发现。